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在很多方面走向区域化和封闭化。但在全球分工已经如此精细的今天，企业之间加强技术合作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企业应该如何做出什么举措，来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3月30日，在广州举办的《财富》全球科技论坛上，《财富》中国新媒体执行主编谢菁炜就以上话题，对话学界和商界的四位代表——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广州工业控股副董事长、总经理景广军；纳斯达克交易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郝毓盛；波音研究与技术-中国副总裁李强。

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谢菁炜：先请丁教授给我们一个大画面。全球的科技合作现在是什么样的新格局？

丁学良：新格局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但现在越来越清晰，可以用三个层次描述：越是涉及到科技的高端、尖端，涉及越多的竞争，越难合作；越是牵涉到国家安全，越是矛盾尖锐，合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越是涉及到军民两用的技术，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纠纷以及政治冲突越多，合作起来越难做出判断。

谢菁炜：哪几个关键因素造成了这个新格局？

丁学良：冷战结束的1991年，一段时间里在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认为天下只认准一个体系，天下只有一个老大，没想到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美国经历了20多年的调整，最后才发现，他们不能把地球看作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因此国家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

谢菁炜：我们来看看跨国企业怎么样应对这个新格局。波音与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已达半个世纪。但过去几年，无论从行业还是从公司自身来说，确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目前波音在开拓中国市场、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或者说当务之急是什么？

李强：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波音就进入中国了。来华50年，波音见证了中国民航的成长壮大，我们也跟着一起成长，我相信中国民航会有灿烂的未来。波音和中国的合作是多方位的。

例如，波音通过多种渠道支持中国的航空制造业，每年通过大量订单形式来采购各种零件，应用到所有机型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支持中国供应商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并且达到国际标准。此外，近十多年来，我们和中国几十所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特别是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做出了多项合作和交流，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具有示范功能。还有一点，波音和中国民航总局、空管局开展合作，在飞行安全、空中交通管制以及飞行员培训方面，也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谢菁炜：有合作也有竞争。C919这款国产大飞机试飞成功，还获得了国内外1000多架订单。你们怎么看这位新晋竞争对手？

李强：首先，我对中国商飞C919的试飞成功以及即将投入商业运营表示祝贺，这不仅仅对商飞公司来说是巨大的里程碑，对于中国民航业来说也是巨大的里程碑。我个人实际上多年前也参与过C919研制，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波音欢迎中国商飞这个竞争对手。行业竞争使行业更加有效、更加强大，从行业成长和发展来看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波音和商飞已经有十几年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在浙江舟山一起合资建的737完工中心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十几年来，我们在科研上也进行了大量合作，共同创建了可持续性航空技术中心，做出了很多碳减排、节能减排示范项目。

谢菁炜：我们来看另一家科技企业纳斯达克。纳斯达克不仅仅是交易所，也是金融科技巨头。纳斯达克是如何开展全球科技合作的？

郝毓盛：大家对于纳斯达克的印象一直都是一家孕育最伟大科技公司的交易所平台。纳斯达克于1971年成立，之后每10年都有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70年代是英特尔，80年代是苹果、微软，90年代是亚马逊，2000年之后是特斯拉和谷歌，它们现在组成了美股排名最佳的六家公司。

但如主持人所说，其实我们在成立之初就是以金融科技身份出现在市场当中的。我们在早年利用科技手段改变传统的人工交易模式，从此之后交易技术一直走在全球最前沿。现在，我们给全球130多个交易所提供交易技术，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平台。交易量大可以给我们带来大数据的优势，我们不只是提供技术支持，也和全球很多金融领域的数据提供商包括耳熟能详的谷歌项目，还有国内各大证券机构，他们显示美股实时交易数据都是纳斯达克提供的。同时我们在美国还有非常重要的业务就是指数。

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也走在前列，我们不仅在公司上市之后发行股票交易，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帮助非上市企业做股权转换或者股份交易，我们用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记录这些交易。科技是我们一直以来的DNA，我们在金融市场或者说在股票交易市场场景里面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现在投资人对我们非常认可，我们现在成长为3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谢菁炜：提供金融科技服务对你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多收入，而且是更稳定的收入。

郝毓盛：对，我们的业务靠多元化收入，和股市的波动不是特别相关。

谢菁炜：再来看本土企业。广东是制造大省，广州工控如何通过国际间的技术合作，提升广东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景广军：广州工控是一家以工业投资为主的投资控股集团，形成了新兴材料、核心部件、高端装备三大核心业务方向。集团成立以来，和30多家国际企业开展合资合作，包括德国西门子、海瑞克、日本松下等等。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双方都有提升。比如说合资公司在广州申请了很多专利，在广州生产销售到全球，实际上很多创新也是在广州完成的，并不一定都是在总部申请专利。通过在广州的新产品、新专利打通新市场，依托30多家公司合作推动技术协同。

另一个维度是投资并购。我们集团产品销售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包括在美国硅谷都有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通过这样的合作做了技术输出。同时也在欧洲申请专利，我们也开拓当地市场。一方面同跨国企业合作带动广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海外拓展也带动了当地市场。

谢菁炜：具体而言，广州工控在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当地市场的实践，来反哺广州工控自身的技术革新？

景广军：比如说在欧洲，德国或者荷兰市场，对于绿色低碳、节能减排有严格要求，所以我们在欧洲市场都是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定制。原来是用传统燃油的功能机械，可能卖到欧洲就改成电动化，这样更加符合当地市场和它的准入条件。同时，这些产品反过来又带动了国内销售，使我们的产品更加创新。本来定位是国际市场，反过来在国内起到更好的拉动作用。

谢菁炜：资本市场是科技创新背后一个重要引擎。中美监管通路打开之后，我们看到新的上市窗口出现。郝总你观察到今年以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和早年的新浪、百度、京东，或者近两年的拼多多、爱奇艺等有什么不同？这其中暗含了什么趋势？

郝毓盛：我觉得和以前比，现在的不同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现在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过去十年国内风投和私募大力发展，投了非常多可以到海外上市的公司，这个基数比以前大很多，行业分布也比之前更多元化、更广泛。

二是早年大家去美国上市都喜欢去找美国对标公司，或者说公司在刚刚创业的时候就瞄准了美国某家公司，比如电商类就要做中国亚马逊，搜索类要做中国谷歌，电动车要做中国的特斯拉，大家都喜欢这样类比。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无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在模式创新上，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在前几年有些公司去美国路演之前，可能觉得找不到明确对标的美国公司，是不是讲起故事怕投资人听不懂？后来我们发现公司只要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美国投资人都能看到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巨大，因为这个市场巨大、行业天花板就高，如果公司做得好，其实都是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觉得这是和以前的区别。现在的中国企业不像以前那样，更多是模仿美国的模式，而是更加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谢菁炜：谈到资本，广州工控拥有丰富的产业投资与资本运作经验，你们如何利用这一优势，推动跨国技术合作，从而加快产业链、资本链、创新链三个链条融合？

景广军：广州工控的使命就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创新驱动型工业投资集团，我们也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定位。我们通过投资，更多还是期待能够形成产业链或者是产业链里面的一部分环节。实际上现在的竞争，无论是大企业集团也好，区域或者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好，更多还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之间的竞争，谁能够掌控一部分产业链或者是高端环节，谁就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希望集团在细分领域能够在一些链条上形成持续、长期的投资，通过一段时间的打造形成我们小产业链上的竞争优势，这是我们的思路。

当然，我们也投资海外企业，但是更多还是要按国际规则。我认为技术还是无国界的，只能在一部分环节进行突破。没有国家可以把完整的产业链从头到尾做完，一定是要依靠全球间的技术和产业协作，我觉得这才是关键。比如集成电路的光刻机，虽然是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的，但它不是荷兰一个国家、一家公司完成的，是全球更多公司合作的成果，华人在里面也有贡献。

谢菁炜：回到刚开始谈的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里，郝总你如何看待中国科技公司赴美上市的前景？

郝毓盛：我觉得现代中美之间监管通路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现在能感受到今年以来非常多中国企业有继续去美国上市的意向，或者说有些公司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我觉得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是非常好的选项，因为它有很巨大的优势在里面，例如在美国上市对公司品牌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同时美国投资人或者说投资资金池是全球最深的，在美国上市之后无论是再融资还是上市之后的每日交易，都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美国有特别成熟的投资研究生态，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上市之后，公司可以很好地利用那边的资金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过去20年赴美上市一直都保持着比较平稳以及越来越多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看到趋势和以前一样，赴美上市依然是大家非常好的选项，可以作为国内资本市场非常有益的补充。

谢菁炜：全球科技合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人才，丁教授您观察到，人才流动出现的新趋势是什么？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丁学良：我1984年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近40年的过程中，在很多国家都参与过关于跨国、跨界人才的流动项目，有几点要反复强调：一是能够流动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如果这个人是人才，但他流不动，那么他不会是第一流的人才，因为一流人才有很多选择余地，而且被人家抢。第二点对国内管理层特别重要，真正的人才一定是打破常规的人，不管在哪个领域。因此，你不会找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他很听话。三是如果说你真的想吸引人才，而且把这个人才吸引来以后能够让他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必须尽可能给他自由的环境，没有自由不会有创新，你所给他提供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必须是宽容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我们这样的全球第二大人口大国，又是几千年来重视学习、教育的文化大国，不能说我们缺人才，缺的就是让最好的人在最好的位置上，以及能把他最大潜力发挥出来的自由保障和宽容环境，这比什么都重要。

谢菁炜：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最后引用丁教授的一个观点：目前并不是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而是进入到全球化的第三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同的力量在互相抗衡。但我们相信，解决时代挑战，不是靠封闭，而是靠流通与合作。这也是我们这场讨论的意义。（财富中文网）